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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奥运冠军张宁:我也有过被边缘化的9年******

  29岁,首夺雅典奥运会冠军;33岁,在北京奥运会成功卫冕。

  如此“高龄”取得这般耀眼成绩,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以前,都很难与女子羽毛球运动员产生联系。

  但,张宁做到了。



  1991年入选中国羽毛球队,2008年站上顶点退役,17载国手生涯,她将自己一生中最绚烂的时光与国羽的荣耀绑定。

  从世界第一、女单奥运卫冕第一人,到奥运冠军教练,再到近日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迈入世界羽坛的至高殿堂……

  张宁一路突破自身桎梏、击碎外界质疑、传承国羽冠军之志,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羽坛“宁时代”。

  回首36年与羽球风雨相伴的岁月,张宁为何会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

  中新体育:首先恭喜您成功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从世界第一、夺得奥运冠军、执教出奥运冠军,到入选名人堂,一路走来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张宁: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自豪。首先感谢世界羽联对我的肯定,同时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当运动员拿了两次奥运冠军,还有好多次世界冠军。

  担任国家队女单主教练期间又带领队员几乎包揽了2009年到2012年间所有重要赛事的冠军,包括世界锦标赛、尤伯杯以及苏迪曼杯,还有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包揽了女单冠亚军。

  离开国家队后,我开始从事青少年羽毛球运动的普及工作,同样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世界羽联的肯定。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再次感谢、感恩所有帮助过我和支持过我的人。

  中新体育:您在得知获得这一荣誉后,第一时间做了什么?

  张宁: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有名人堂评选,但几次都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所以当中国羽协通知我成功入选名人堂时,我觉得特别高兴,第一时间和家人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耀。

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李永波与新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开拓者王文教(右)。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李永波与新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开拓者王文教(右)。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

  中新体育:中国羽毛球队发展至今,始终位于世界羽坛前列,包括您和您的师傅陈玉娘在内已有十几名运动员入选名人堂,如何看待国羽的传承?

  张宁: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及水平提高,首先要感谢王文教、陈福寿、方凯祥、陈玉娘这些爱国华侨,是他们把先进的羽毛球技术、先进的训练方法带回中国来。

  我有幸受过他们的教诲,从他们那里我不仅学习到了打球的真谛,而且学习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中国羽毛球队所取得的成绩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过去这几十年中,中国羽毛球总结出了很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训练方式、方法和战术指导思想,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羽毛球才得以长时间在世界舞台上处于领先位置。

  我个人认为中国羽毛球发展至今,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我们从基层体校到专业队再到国家队,都有非常敬业的教练,而且长期的积累使得他们掌握着丰富的育人育才方法。

  这是我们跟其它国家相比难以取代的优势。所以,尽管前些时间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也是正常的运动周期,我坚信中国羽毛球依然可以在奥运赛场上、在世界舞台上继续取得傲人的成绩。

2004年雅典奥运会,29岁的张宁首次夺得奥运女单冠军。中新社记者 任晨鸣 摄2004年雅典奥运会,29岁的张宁首次夺得奥运女单冠军。中新社记者 任晨鸣 摄

  女单第一人的炼成

  中新体育:很多人把你的职业生涯定义为“大器晚成”,其中必定有难以想象的坚持和艰辛,如今获得世界羽坛的最高认可,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生涯?

  张宁:我1991年进入国家队,到2003年才夺得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用时整整12年。坦率地说,一般人这种情况下在国家队很难坚持这么长时间。这12年间我饱尝了做体育人几乎所有能尝到的艰辛、委屈和痛苦。

  2003年世锦赛时,我已经28岁。当时我的同龄人基本都陆续退役了。为什么我能坚持这么久的时间?就是因为我的心中始终有个梦想,那就是站到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几乎可以说浓缩了很多体育人受的苦、受的委屈、受的伤病、受的打击……我清楚地记得,1994年5月在印尼举行的尤伯杯决赛,当我作为第三单打输给东道主选手张海丽之后的那一幕幕。

  由于我的失利,使中国队失去了尤伯杯六连冠的机会,首先我本人便充满了自责,我也愿意用更加努力与刻苦的训练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但是,不论我怎样努力,还是在队中失去了主力队员的位置。

2004年2月10日,中国羽毛球队世界冠军登榜仪式,张宁(右一)等九名世界冠军上榜。2004年2月10日,中国羽毛球队世界冠军登榜仪式,张宁(右一)等九名世界冠军上榜。

  在那之后长达9年的沉寂或者边缘化的生活与训练状态之中,我受了太多的苦,承受了太多的委屈,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煎熬。同样是在那9年期间,我陪伴几代队员成为了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但自己还是原地踏步,大部分时间只能作为陪练,那种委屈、伤心只有自己知道。

  好多时候只有夜里自己躲在被窝里流泪,不敢让别人看到,我不知道自己哭过多少回,也不知道自己产生过多少次第二天告诉教练我不练了的念头,甚至好多次已经写好了退役报告准备交给领导。

  但是,就是因为不愿意屈服,不愿意放弃心中的梦想,所以第二天早操的铃声一响我又是第一个爬起来站到了训练场上,尽管我只是一个边缘队员或者陪练。

  最终,我坚持了下来,幸运的是,我还取得了好多甚至连自己当初都不敢想象的成绩。人生没有白吃的苦,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虽然曾经的痛苦依然历历在目,但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雅典奥运会,中国羽毛球运动员张宁力克荷兰名将张海丽为中国羽毛球夺得第一金。雅典奥运会,中国羽毛球运动员张宁力克荷兰名将张海丽为中国羽毛球夺得第一金。

  中新体育:29岁,雅典奥运会首次夺冠;33岁,北京奥运会成功卫冕,任何一个数字和时刻,对于世界和中国羽坛都意义非凡,对您而言代表着什么不同的意义?

  张宁:2004年8月19日,我在雅典奥运会上战胜张海丽,第一次得到奥运冠军时,那种开心与兴奋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我记得自己是跳起来跟教练拥抱的,那时的我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次信心满满:从此,我可以傲视世界羽坛了!

  2008年8月16日,当我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时,我跪在赛场上,眼泪瞬间便流了下来,因为那一刻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终于再次经受住了伤病的打击,承受住了外界的质疑,顶住了比赛的压力,终于可以给自己的羽毛球生涯画上一个完美句号了。

  两次奥运会夺冠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与感受,但是,回想起来却无一不是对我顽强坚持的最好回报。所以,我必须再次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张宁在雅典奥运会女单比赛颁奖后含泪亲吻金牌。 中新社记者 任晨鸣 摄张宁在雅典奥运会女单比赛颁奖后含泪亲吻金牌。 中新社记者 任晨鸣 摄

  中新体育:我们常说,一名伟大的运动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您看来,想要成为一名这样的运动员,要具备哪些特质?

  张宁:每一个坚持并努力的运动员都是值得尊敬的,甚至是伟大的。而要成为一名众人心目之中的伟大运动员,我认为三个方面的特质缺一不可,那就是:坚持,坚强,坚韧!

  “严苛”教头的背后

  中新体育:教练员时期,您的临场执教相对严肃,私底下跟运动员如何相处?运动员时期自己吃了很多苦,对年轻运动员是否会像当初要求自己一样严格?

  张宁:因为我觉得运动员还小,(很多困难)没有经历过,必须要把我的经验告诉她们,让她们少走弯路。我作为教练员,要对她们更加严格,因为我经历过。她们有时可能不理解,但即便不理解我也会去坚持,只有严格去教导才会让她们在比赛中少经历(困难)。

  虽然我是她们的教练,但年龄不会差距太大,生活上她们比我要更先进,有些什么不太懂的,我也要跟她们多学习多沟通,这样会跟运动员相处得更融洽。

在上海举行的2008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正赛首轮争夺,中国羽坛老将、北京奥运会女单冠军张宁(图右),上任国家队女单教练后首次亮相赛场督战,格外引人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08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正赛首轮争夺,中国羽坛老将、北京奥运会女单冠军张宁(图右),上任国家队女单教练后首次亮相赛场督战,格外引人关注。

  中新体育:现在国羽女单一姐陈雨菲曾表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张指导教会了我什么是‘坚韧’。只要你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普通人也可以站在上面。”这是您最想留给后辈的东西吗?

  张宁: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在训练中要求她们就很严,平时多吃苦、多流汗、多付出,她们才能在比赛中少犯错误,少流泪、少遗憾。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的目标放在一个最高的标准上,平时的训练练到更高,更强,水平才会更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比赛中发挥得更好,成绩才会更好。

  中新体育:陈雨菲、何冰娇都曾是您的弟子,如今她们有可能即将迎来自己的首次奥运之旅,您有什么寄语?

  张宁:陈雨菲是一位非常有潜质的运动员,她进入国家队时我是她的主管教练。我一直看好她,记得她刚刚进入一队时,谁是重点培养对象,队里有分歧,我便力挺陈雨菲。

  我的直觉以及经验告诉我:陈雨菲是个好苗子。但是她也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缺点,那就是性格比较温和,所以我总是在场上提醒她要认真,要坚持,要坚韧,还要有霸气。

2019中国(福州)羽毛球公开赛,中国选手陈雨菲战胜日本选手奥原希望,获得女单冠军。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2019中国(福州)羽毛球公开赛,中国选手陈雨菲战胜日本选手奥原希望,获得女单冠军。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为这事我没少说她、鼓励她,她有时对队内训练比赛的输赢表现出无所谓,我便批评她、提醒她。我就是想要改变她在场上“温和”的气质。

  但在平时训练,大家一起竞争的过程中,她整体表现还是起到了领军人物的作用,所以我认为陈雨菲这次东京奥运会最具冠军相。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经验的提高,她比以前成熟了很多,在场上也坚定了很多。

  我有好多时间没有看到何冰娇了,从电视上看她瘦了很多,这证明她在训练中自我要求比以前提高了、认真了。

  借此机会我祝愿她们能够守住中国女单的荣誉,把冠亚军奖牌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决赛,中国选手李雪芮击败队友王仪涵夺得金牌。记者 盛佳鹏 摄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决赛,中国选手李雪芮击败队友王仪涵夺得金牌。记者 盛佳鹏 摄

  中新体育: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即将举办,国羽也面临不小的挑战,您对于队伍的备战,尤其是女单项目有何建议?

  张宁:这一届代表中国羽毛球队参加奥运会的球员都非常年轻,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首先是疫情,其次大家在这一年都没有参加比赛。

  其实我希望这帮孩子们都不要怕,因为每个人都有经历第一次的时候,所以在面对大型运动会时,更重要的是扎实的训练。

  其次避免伤病,更重要的是以好的心态去面对奥运会。当进入到奥运会时,一定把自己的生活起居训练安排好,在赛前对每个对手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对于陈雨菲、何冰娇来说,她们的挑战会比较大一点,最好以拼对手的心态去面对对手,不管遇到谁,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2006年,国羽在尤伯杯决赛中战胜荷兰,连续五次捧得尤伯杯。图为张宁亲吻奖杯。2006年,国羽在尤伯杯决赛中战胜荷兰,连续五次捧得尤伯杯。图为张宁亲吻奖杯。

  离开赛场,扎根基层

  中新体育:运动员时期,羽毛球是您的事业,是奋斗的目标,现在有孩子、家庭,再看待羽毛球运动,心境是否已有所不同?

  张宁:尽管我现在不在国家队做教练了,但是我的心还是同羽毛球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我不仅关注所有羽毛球的比赛,尤其关注中国女单的成绩。

  不在一线带队伍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管理她的学习。

  与此同时,我还一直在做羽毛球的青少年培训工作,现在在全国已经有了很多个基地,我会经常去看孩子们的训练与生活,同孩子们互动,继续享受羽毛球带给我的快乐。

张宁与市民自拍互动。中新社发 陈骥旻 摄张宁与市民自拍互动。中新社发 陈骥旻 摄

  中新体育:很多运动员有了儿女之后,对后辈的期望会变,也有很多人支持孩子从事体育事业,您怎么看?

  张宁:我们也是这样,随着孩子的兴趣爱好发展,当然我们也让她必须会打羽毛球,其他的兴趣爱好我会尊重孩子,但孩子还是遗传了我们夫妇俩的身体素质,身体素质特别好,所以我们希望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

  中新体育:有没有思考过,如果没有从事羽毛球,自己会是什么样的人?

  张宁:我觉得我还会是一个体育人,因为我从小骨子里就很喜欢体育,所以庆幸体育老师引导我成为体育人,这么一直坚持努力下去,我觉得做一名体育人特别好,可以为国家升国旗,这是我们对祖国回报的荣耀。

  中新体育:现在运动员时期的膝伤好转了吗?对生活是否还有影响?

  张宁:我的膝关节旧伤对我的日常生活依然有很大影响,现在也是膝关节时不时便会出现积水,做一些运动后便会疼痛不止。

  不过这也很正常,机器每天高速运转也会磨损的,何况是人。我们在过去的训练中追求更高、更快、更好、更强,难免会留下些运动创伤的。

张宁、董炯与羽毛球爱好者互动张宁、董炯与羽毛球爱好者互动

  中新体育:一名伟大的运动员总会向着最高点去努力,世界第一、夺得奥运冠军、执教奥运冠军、入选名人堂,现在的目标是什么?

  张宁: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对我来说是荣誉,更是动力。我的目标既简单又明确,那就是响应国家号召,全面推广和普及羽毛球运动,帮助孩子们掌握一到两门体育运动技能,强身健体,开心快乐,如果从中能够发现可树之材,培养为国争光的新一代羽毛球运动员,则更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中新体育:您多年来投身于中国羽毛球运动的推广,在您看来,目前中国羽毛球的基础如何?未来又有哪些计划?

  张宁:中国拥有很好的羽毛球运动基础,也有非常优秀的教练员,再加上多年积累下来的先进经验,中国羽毛球的现在与未来都同样是值得憧憬的。

  关于未来,我不会想太远,我愿意更多地是从眼前入手,脚踏实地地干一些实事,比如参加奥运冠军进校园的活动,给孩子们讲体育精神、奥运经历、励志故事,从而帮助孩子们德智体美育全面发展,最终达到更好推广普及羽毛球运动的目的。(记者 王禹 邢翀)


东西问·人物丨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杨公子”。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不过,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他自幼不缺书读,不仅祖父有藏书,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杨念群的“野心”更是颇有杨、梁的气魄。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运。

杨念群。受访者供图

  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先请你介绍一下《“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这部新作品的缘起。

  杨念群: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如果要摆脱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读,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兴起的意义。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比如“大一统”,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其实古人讲循环,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

  另外,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热潮,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我试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

  中国新闻周刊:近二十年左右,“何为中国”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何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

  杨念群:当然可归于“何为中国”这个话题范围之内,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但历史上“中国”内涵不断发生变动,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对“中国”的使用,历朝历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国”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热潮,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中国”。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从外部看“中国”,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因此,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中国”观念的演变,但不应局限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而是应该把“中国”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2022年12月,黄河壶口瀑布。吕桂明摄

  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杨念群:第一,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获得某种安全感,“个人”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这就为“大一统”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大一统”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当然,除了“大一统”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实,始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第三,古代“大一统”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清朝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相,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大一统”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

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杜建坡 摄

  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母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杨念群:我理解你说的“母题”的意思是,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说得更直接一点,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政治动物”的。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类别,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至少“政治”作为“母题”,具有聚拢其他“主题”的典范作用。表现方式也是有“实”有“虚”,“实”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虚”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应该发挥想象力,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说,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但要想确定一个“母题”,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题”的一个基本要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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